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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涉贪污罪,归案嫌犯近半数涉嫌贪污罪

来源:http://www.xichew.net 作者:政治资讯 人气:92 发布时间:2020-01-16
摘要:中新网北京4月22日电今天是官方集中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名单一周年。据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统计,目前已有26名嫌犯归案,其中半数涉嫌贪污罪,有人涉案金额高达9400万元

中新网北京4月22日电今天是官方集中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名单一周年。据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统计,目前已有26名嫌犯归案,其中半数涉嫌贪污罪,有人涉案金额高达9400万元。

到今年4月22日,中国集中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将满1年。近1年来,“红通”嫌犯的追逃追赃情况进展如何,已经归案的“红通”嫌犯有何特点,中国在反腐国际合作方面有何新进展,对此,本报进行了梳理和采访。

“天网”行动又有最新斩获。昨日,“百名红通”15号嫌犯陈祎娟从英国回国投案自首,成为湖南省在“天网”行动中追回的第1个犯罪嫌疑人,也是全国第20个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据介绍,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中国检察、公安、外交等部门及湖南省追逃办密切协作,成功规劝潜逃英国的犯罪嫌疑人陈祎娟回国投案自首。 2015年4月,我国开展“天网”行动,按照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 据悉,陈祎娟,女,1970年生,出生地为湖南,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公司湖南分公司综合部员工,涉嫌洗钱犯罪。 红色通缉令中的信息显示,陈祎娟于2013年4月逃往英国,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7810/12-2013。此前,其涉嫌洗钱犯罪已被湖南省益阳市检察院立案。 对于陈祎娟的涉案细节,此前并未有媒体报道,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消息人士称,陈祎娟的丈夫为中移动湖南公司原副总经理权明富。2013年4月,权明富被带走调查,也正是在此时,陈祎娟出逃。 盘点 百人“红通令”中已有20人归案。这些人都涉嫌何种罪名,曾外逃多久,藏身何处,又是如何归案的?现在还有哪些外逃疑犯有望回国? 20归案人员8人系被劝返 中纪委官方网站此前披露,在归案的“红通”嫌犯中,有2人死亡。其中,曾任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出纳的顾震芳便是其中一例。 2000年,顾震芳从上海逃至泰国曼谷。而经过核实,顾震芳已于2006年3月5日在泰国触电身亡。 记者梳理发现,已经归案的20名犯罪嫌疑人回国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被劝返、有的被遣返,也有人则直接被缉捕回国。 其中,遣返是向逃犯所在地国家提供其违法犯罪线索,被请求国将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强制遣返至第三国或请求国。这种方式耗费时间长、程序繁琐、阻碍因素多。 而劝返则是在逃犯发现地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 在劝返的8名疑犯中,陈祎娟即为一例。此外,四川省首个归案的“百名红通”外逃人员朱振宇、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的“百名红通”4号嫌犯黄玉荣也属于此类。 红通疑犯多数藏身美国加拿大 记者注意到,此次陈祎娟是从英国回国自首归案的,在已经回国的20人中,有两人是从英国回来的。 谈到“最受欢迎”的潜逃地,要当属美国和加拿大。在20人中,首批归案疑犯戴学民、杨进军和黄玉荣等人的外逃目的地中都有美国;此外另有3人逃到了加拿大。 至于为何贪官喜欢逃往这两个地方,中纪委此前曾经表示:“这就牵涉到我们与美国、加拿大之间引渡条约缺位的问题。” 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我们追逃只能通过替代性措施即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是追逃追赃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不过,记者注意到,中美也正在就遣返逃犯进行磋商。此前参考消息发布的一条消息指出,一位不具名的中纪委官员曾称,中国正寻求美国司法协助,以将红色通缉令名单中的五人遣返回国内受审,其中四人仍在逃。 而在这五人中,就包括位列“红通”首位的“新中国第一女贪”杨秀珠。 逃犯所涉罪名贪污受贿居首 数据显示,已经归案的20人中,有12人都涉及贪污、受贿。其中8人涉嫌贪污,包括戴学民、李华波、杨进军等人;而涉及受贿的则有黄玉荣、钱增德等。 此外,所涉嫌的罪名还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职务侵占”和“集资诈骗”。至于新近归案的陈祎娟所涉及的“洗钱”罪名,则比较少见。 为了逃避罪责,这些人外逃时间最长的达15年。 原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出纳顾震芳因涉嫌贪污于2000年10月外逃泰国,直到2015年8月才归案。 时间较短的为黄水木,其外逃时间仅为1年。这名原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因涉嫌诈骗于2014年5月逃往印尼和新加坡,最终于2015年7月被追捕到案。 在20人中,潜逃时间在5年以内的占到一半以上,共有11人;在6年到10年间的为4人,另有5人的外逃时间超过了11年。

关于2016年追逃追赃工作,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曾透露,将全面摸排外逃人员境外藏匿地,再集中公布一批外逃人员“红通”名单。

4月6日,在多方压力和政策感召下,潜逃加拿大的“百名红通人员” 第85号巴连孝回国投案自首。这是自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后,归案的第26人。

图片 12015年5月9日,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被遣返回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祖晓冬 摄

此外,截至去年11月底,“天网”行动共从68个国家和地区追回863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6人,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半数涉嫌贪污 有人涉案金额高达9400万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追逃追赃的力度逐步加大、方式不断创新,一张追捕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正在形成。中国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战场上,正显示出铁腕重拳的行动力。

去年4月22日晚,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1.归案嫌犯近半数涉嫌贪污罪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通报,截至目前,已有26名嫌犯归案。

2015年4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这些人也被称为“百名红通人员”。截至目前,“百名红通”嫌犯归案已超1/4。

据中新网记者统计,26人之中,有13人涉嫌贪污罪,包括戴学民、李华波、顾震芳、杨进军、方翠英、朱振宇、邱渤海、裴健强、黄玉荣、储士林、付耀波、张清曌、常征等。

第一个归案的是戴学民。2015年4月23日,上海市传来消息,发现一名持外国护照男子与百名“红通”名单中位列第九十位的戴学民高度重合。

其中,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涉嫌贪污1100万元,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涉嫌贪污公款高达9400万元,一度引发关注。

经过充分侦查,2015年4月25日上午11时,在公安部指挥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安徽省一个公寓楼内将戴学民抓获。此时,是公布“百名红通”名单的第四天,戴学民也因此被称为“触网第一人”。

在上述13名涉嫌贪污罪的红通嫌犯中,还出现了共同贪污的案例。据中纪委网站通报,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原出纳员张清曌,二人涉嫌于2008年至2014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共同贪污公款2996万元,2014年9月一起潜逃出境,先后流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格林纳达、圣格等国。

戴学民,原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涉嫌贪污1100万元,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

根据中纪委2015年12月5日的通报,上述曾任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的黄玉荣,不仅涉嫌贪污,还涉嫌受贿犯罪。

戴学民的落网,拉开了中国追捕“百名红通人员”的序幕。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资料显示,目前已归案的26名“红通”嫌犯中,有多人像戴学民这样曾任单位“一把手”,比如2015年7月25日落网的江苏中淮建设集团原董事长钱增德。

除了黄玉荣,归案的嫌犯中,另有3人涉嫌受贿罪,其中两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此外,还有一些任职于关键财务岗位的职工,也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曾任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出纳员的张清曌,与该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勾结,涉嫌于2008至2014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共同贪污公款2996万元,2014年9月一起潜逃出境。2016年2月6日,两人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抓获回国。

此外,百人“红通令”名单上唯一涉嫌行贿罪的嫌犯也已落网,即曾任大连春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巴连孝。

目前落网的“红通”嫌犯,从涉嫌罪名来看,有12人涉嫌贪污罪,约占总数的46%。此外,还有多人涉嫌挪用公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受贿行贿、集资诈骗、洗钱等。

归案的其余9人,所涉罪名还包括“挪用公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骗”、“职务侵占”、“洗钱犯罪”等。

据统计,在这26名落网的“红通”嫌犯中,有9名曾逃亡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6名曾逃亡加拿大,4名曾逃亡美国,另有一些将加纳、几内亚比绍、秘鲁等非洲及南美洲国家选为逃亡地点。

图片 2“百名红通”4号嫌犯黄玉荣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周哲 摄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风对本报表示,据他观察,落网的“红通”嫌犯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美、加两国遣返归案,而在此前的“猎狐行动”中,遣返国主要是中国周边国家。“这说明我们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得到了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配合和支持。这些国家的法制比较严密,能从这些国家取得成功,意味着我们的法律水平在不断提高。”黄风表示。

近半系被劝返 嫌犯坦言在国外多年备受煎熬

此外,黄风还指出,不少落网“红通”嫌犯外逃时间比较长,典型代表有杨进军和黄玉荣,分别外逃了14年、13年。“多年没有解决的案件得到了解决,说明我们密集的追逃行动,正在不断挤压在逃嫌犯的境外生存空间。”

中新网记者统计发现,劝返和遣返是重要的追逃方式,此外还有国内缉捕等情形。

2.归案嫌犯近半数属劝返

具体而言,26人中,12人系被劝返,上述黄玉荣、巴连孝等人均属此种情形。

与戴学民被缉捕归案不同,第63号“红通”嫌犯张丽萍则是在逃亡17年后,经中国外交部、公安部与驻秘鲁使馆的全力配合,于2016年3月27日被成功劝返回国自首。她是第25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这意味着,“红通”嫌犯归案人数达到1/4。

多年漂泊海外的黄玉荣在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时表示,“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我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对国家法律充满信心,一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细数26名“红通”嫌犯的归案途径,可以发现,除强制缉捕押解和意外死亡之外,遣返回国和劝返自首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

全国第24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常征在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表示,回国投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正确抉择。在国外多年,无法对父母尽孝、无法与亲人相见,备受煎熬。现在回到祖国,一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坦白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据统计,目前已归案的26名“红通”嫌犯中,被缉捕的有5人,死亡2人,劝返12人,遣返7人。截至巴连孝归案,2016年落网的8名“红通”嫌犯中,有5人都是在各方努力及政策感召下,被劝返自首的。

除了劝返,另有10人是被遣返回国,包括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以及潜逃新加坡4年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等等。

据悉,很多外逃人员在出逃前都会拟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变换身份,在多国流窜。北京市追逃办对挂牌督办的案例逐一分析后认为,外逃职务犯罪人员文化素质较高,工作经历丰富,出逃前早有准备、有预案,加之一些人出逃时间长,熟悉海外情况,这些都增加了追逃追赃的难度。

其中,杨进军是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公开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李华波案件则是中国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在境外刑事法庭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潜逃境外腐败分子涉案赃款的第一起案例。

为此,追逃办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对许多重点案件“逐案过堂”,并统一下发外逃人员信息表,要求各责任单位动态掌握外逃人员信息,随时报告案件进展,在时机成熟时采取果断措施。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微信公众号今年1月6日披露的信息,“百名红通人员”中另有2人死亡,2人在国内被缉捕。

被称为“亿元股长”的2号“红通”嫌犯李华波,就是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督办,并成功追回的典型案例。

“百名红通人员”中首个落网的戴学民便是国内缉捕。根据中纪委的通报,他是“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被缉捕归案的,落网时间是2015年4月25日上午11时,这距官方发布百人红色通缉令尚不足三日。

与大多外逃官员不同,李华波并非“不告而别”。出逃前,李华波通过留信和电话的方式,告知相关人员,自己通过内外勾结、私刻公章等手段,“从财政局资金账户上弄了很多钱”,并已弃职携家眷出逃。

另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境内被捕的还有朱振宇。他逃往美国后于2004年回国,此后再无出境记录。专案组经过长期驻点侦查后确定其家人在上海生活。在“亲情攻势”下,朱振宇最终选择主动投案。他坦言,“这些年来一直在偏僻的地方东躲西藏,生活十分困窘,希望宽大处理。”

李华波的气焰和贪婪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在中央纪委指导下,江西省成立案件协调小组和专案组,短期内查清了李华波伙同他人鲸吞9400万元财政资金的犯罪事实,并将其跨境转移赃款和伪造移民申请资料的有关证据陆续提交给新加坡方面。

图片 3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之后,多部门组成工作组先后8次赴新加坡进行磋商。经过不懈努力,中新两国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司法执法合作。中方向新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提供有力证据,由新方冻结了李华波涉案资产,对李实行了逮捕、起诉,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判处其15个月有期徒刑,并在李华波出狱当天将其遣返回国。

外逃时间不一:有人仅1年多,有人长达17年

李华波案件是中新双方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践行《北京反腐败宣言》开展追逃追赃合作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国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在境外刑事法庭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潜逃境外腐败分子涉案赃款的第一起案例。

据中新网记者统计,归案的26人之中,潜逃时间在5年以内的达到16人,占比六成以上;外逃时间6-10年的达到4人;11年以上的达到6人。

网友@萌萌剑客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留言表示:“事实证明,那些腐败分子避罪海外、逍遥法外的企图只不过是一枕黄粱。李华波被遣返回国的这个结局,自他将罪恶之手伸向民脂民膏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外逃时间最短的是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黄水木,从2014年5月出逃到2015年7月归案,历时仅一年两个月。

3.国际追逃网越织越密

外逃时间最长的为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丽萍,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直至今年3月27日被劝返回国,潜逃境外时间长达17年。

为什么大多数“红通”嫌犯选择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逃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尚未缔结引渡条约。

有文章曾指出,别小看了潜逃的时间,这其中暗藏着大学问。潜逃时间越长、追逃的难度越大。很多外逃人员在出逃前拟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变换身份、在多国流窜。他们从一国窜到第二国,再窜到第三国,在确定行踪的过程中需要与多国司法执法部门配合,耗时会比较长。

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追逃只能通过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等方式来实现。因此,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既是追逃追赃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不过,近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合作,在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张非常强大的网络。

图片 4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作为中美最重要的反腐败合作机制,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于2005年成立,反腐败议题的重要性在中美合作框架内日益凸显。

藏身何处?美国最多,加拿大次之

去年9月,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邝婉芳相继被强制遣返回中国。杨进军不仅名列“百名红通”,还是“百名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的胞弟。邝婉芳是震惊全国的中国银行“开平案”主犯之一许超凡的妻子,涉嫌共同贪污犯罪。这是美方首次向中方强制遣返“百名红通”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嫌疑人,在此成果背后是中美双方在JLG机制下数年的艰苦努力。

已归案的26人之中,有6人曾逃往加拿大,或将加拿大选为逃往目的地;曾逃往美国的有4人;共计约10人曾逃往新加坡、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除了中美JLG机制外,中国正不断加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双边、多边合作,建立健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此外,2014年,于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不过,也有人选择逃往加纳、几内亚等较为“冷门”的非洲国家。甚至还有人藏身澳门,即广州市新塘镇大敦村原党支部书记吴权深。

“国际协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协助,比如主动把嫌犯捉拿归案,送回本国;一种是消极协助,也即认可和默许延伸至其他国家境内的司法行为。”黄风分析认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大气候,是推动追逃追赃工作持续有效开展的重要助力。”

官方去年公布百人“红通令”名单时就曾指出,逃往美国的最多,为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为26人;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

据悉,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是不少外逃人员的选择地。百人红色通缉令发布后,一些被指可能逃往的周边国家纷纷表示,愿意配合中国的追逃追赃。泰国《星暹日报》特地把“百名红通”名单中可能潜逃至泰国的人员进行了专门统计,一共列出11名嫌疑人,并在报纸的微信版发出了协助举报呼吁。

为什么外逃腐败分子都喜欢往美、加跑?中纪委曾撰文指出,“这就牵涉到我们与美国、加拿大之间引渡条约缺位的问题。”

借助强大的正义之声,中央因势利导,各地乘胜追击,海外华侨华人也成为追逃的得力帮手。浙江省发挥海外华侨多的优势,请华侨华人协助寻找外逃人员下落。山东省通过驻外企业、中资机构做工作,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和侨领的支持,挤压外逃人员境外生存空间,迫使他们回国投案。

据悉,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追逃只能通过替代性措施即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是追逃追赃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4.全面推进追逃防逃并举

图片 5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张祎鑫 摄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日前接受采访表示,如果说2014年是追逃追赃工作的“启动年”,2015年是“提速换挡年”,那么2016年则是“全面推进和攻坚克难年”。

“天网2016”行动启动

早在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便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联合最高法、外交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形成了追逃追赃工作的整体合力。其中,省级追逃追赃协调机制的建立,成为“纵横联合”战略战术的重要一环。

今年再集中公布一批外逃人员“红通”名单

此外,为摸清外逃人员底数,及时掌握外逃人员信息,中央纪委建立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管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可通过此系统24小时及时报告外逃人员信息。

在百人“红通令”集中公布一周年之际,中纪委网站21日发布消息透露,日前,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6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宣布启动“天网2016”行动。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追逃办多次召开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对追逃追赃工作和重点案件进行研究会商部署;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因案施策,专人专管,制定具体方案;成员单位通力配合,开辟“绿色通道”,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出国、换汇等手续,查找有关外逃人员信息;市卫计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积极协调,提供有力的医疗保障和语言翻译服务。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主任黄树贤指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任务十分艰巨,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

上下畅通、部门联通、内外贯通,这种态势为追逃追赃工作注入了“加速度”。

黄树贤强调,要全力开展“天网2016”行动,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不断取得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新成效。

同时,北京市追逃办重点推动“追防一体化”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出国信息的分析研判,强化对重点人员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另外,继续强化“两个意识”:“防逃”意识,各单位在立案或准备立案的同时,防逃措施及时准备跟进,做到立案与防逃同考虑、同部署、同安排;“报告”意识,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未经正常程序,私自出入国,都必须第一时间向市追逃办报告。

上述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今年3月曾表示,如果说2014年是追逃追赃工作的“启动年”,2015年是“提速换挡年”,那么2016年则是“全面推进和攻坚克难年”。

蔡为透露,今年中国拟开展“天网2016”行动,继续推动“猎狐2016”、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等专项行动的进程。此外,还将依托外逃人员管理系统,全面摸排外逃人员境外藏匿地,再集中公布一批外逃人员“红通”名单。

谈及2016年追逃追赃工作时,蔡为透露,要紧紧依托外逃人员管理系统,要求各个地方认真做好外逃人员信息的搜集、整理和报送工作,加强动态管理和信息共享,在此基础上,全面摸排外逃人员境外藏匿地,再集中公布一批外逃人员“红通”名单。

“要以铁一般的政治担当,持之以恒、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决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蔡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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